夏天的温哥华，天早早的就亮了。

强烈的光，就这样一股脑的照进厨房。我开始剥蒜，我喜欢把一头蒜一颗颗的拨开，去掉乱糟糟的蒜皮，然后再把一粒粒淡粉色的蒜放在一个透明的花瓶里，有时候，我也会把鲜红色的朝天椒放进去。在我看来，这比放一束花还要漂亮。

这样的操作和审美一定是通不过艺术家的眼睛的，剧情甚至雷同《玫瑰的故事》里，方协文的妈妈在玫瑰的精致小花瓶里种了菜。

就是在这剥蒜的一个瞬间，我冷不丁的想我到了我妈。

我小时候经常被我妈喊到厨房里剥蒜，一下子剥一大碗。河南人嘛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一碗蒜。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或者炸酱面得配上胖嘟嘟的几瓣辣蒜，那叫一个得劲儿。

自从来到了温哥华，很少再吃到生蒜了。

没有人给我剥，也没有人喊我剥。不吃生蒜了，反倒是吃上了生蘑菇，生芹菜，生辣椒......

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聚会上看到人家吃生蘑菇的时候，可我把给吓坏了。

后来我爸妈也短暂的来过温哥华，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尝试这些东西的，也不可思议于自己的孩子竟然把吃奇奇怪怪的东西嚼的津津有味。

我们这些异乡人慢慢本土化的过程，就是与故乡，与父母，与家人渐行渐远的时候。

在剥蒜的时候，想到家，想到童年，想到某个人，浅浅的一个回忆，跨越了山水的距离。